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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06-12 10:45

梁實秋是一位有個性的作家。在紛擾的亂世之中, 在以“抗戰八股”為主流的文壇之上, 他始終堅持著自己的藝術觀念并將其付諸實踐, 書寫了為人熟知的《雅舍小品》。那么, 他為何做出這樣的選擇呢?因為要探討這個問題, 必然要研究梁實秋戰時生活狀態和思想情緒的反應, 所以筆者最大限度地選取了梁實秋于抗戰時期創作的作品, 因為這樣或許最能體現作者當時的實際生活狀況與思想觀念。

一、《雅舍小品》是何性質?

1937年至1945年, 中華民族正陷入一場巨大的災難。在中華大地上處處都是硝煙彌漫, 處處都有血肉橫飛。所以, 這個時期的文人大部分都選擇了拿起手中的筆, 如實地記錄下這出悲劇, 也極力表現作家個人悲憤的情緒和對普通百姓、戰士等等努力存活、頑強抗爭的每一個人進行精神上的鼓舞。于是, 這一時期, 涌現出琳瑯滿目的抗戰文學作品, 這些極具史詩性和政治性的文學作品的存在是合乎情理的, 但同時, 似乎在某種程度上消解了文學作品的文學性, 犧牲了其中一些純粹的審美藝術性價值。于是, 有這樣一位學者在其所編的副刊的編者寄語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現在抗戰高于一切, 所以有人一下筆就忘不了抗戰。我的意見稍微不同, 與抗戰有關的材料, 我們最為歡迎, 但是與抗戰無關的材料, 只要真實流暢, 也是好的。不必勉強把抗戰截搭上去。”[1]然而這幾句話卻被認為是大肆宣揚“與抗戰無關論”, 并由此展開一場大規模的論爭。這位學者, 正是梁實秋。其實細想, 這著實是一場誤會, 因為梁實秋說了“與抗戰有關的材料, 我們最為歡迎”, 所以這表明他并未號召大家背離主流, 他又說“與抗戰無關的材料, 只要是真是流暢, 也是好的”, 我個人認為這句話并無錯處, 即便是放到當時的歷史語境下也是客觀的, 追求的只是文學的多樣性, 或者說是還原文學作品本質上的文學性, 對此產生誤解的人未免有些反應過激。后來, 梁實秋用實際行動堅持了自己的主張, 寫出了一部不同于抗戰文藝主流的極具藝術價值和人生智慧的散文合集——《雅舍小品》。

《雅舍小品》是一部純正的文學作品, 與許多抗戰主流的文學作品不同的是靠近現實的方式, 抗戰主流文學作品更傾向于在描寫方式、語言及描述內容上貼近現實, 而《雅舍小品》則是在選材上更靠近生活, 但在表達方式上, 它有更為鮮明的藝術風格特征。

臺灣學者關國軒曾經評價《雅舍小品》說:“謔而不虐”。這確乎符合于梁實秋散文中那英國貴族紳士般的幽默氣質。《雅舍小品》的幽默是顯而易見的, 只要讀過的人, 不免被其中單純的某句話逗笑, 抑或是經過一番思辨之后會心一笑。這就體現出其幽默表現的不同途徑:語言的幽默, 諷刺的幽默, 態度的幽默, 人性的幽默。語言的幽默自不必說, 作者雅俗并用的語言總是引人發笑, 如《狗》中“俗語說:‘打狗看主人’, 我覺得不看主人還好, 看了主人我倒要狠狠的再打狗幾棍。”[2] (P72) 憤懣之情溢于言表。諷刺加幽默的行文模式也是貫穿始終的, 如《結婚典禮》中寫道:“客人對于新娘的種種行為, 由品頭論足以至大鬧新房, 其實在刑法上都可以構成誹謗、侮辱、傷害、侵入私宅和有傷風化等罪名的。”[2] (P50) 以一本正經之態控訴鬧新娘的種種“暴行”, 或許更有力度。至于態度的幽默, 主要是源于對待生活以苦為樂的幽默姿態, 這一點筆者將在后文進行詳述。梁實秋其人, 便擔得起“幽默作家”這一稱號, 他所寫下的《雅舍小品》, 也非淺薄的談笑之語, 而是包含著無盡的人生智慧。“大概只有在曠野里我們才容易感覺到人與人是屬于一門一類的動物, 平常我們太注意人與人的差別了。”[2] (P114) 這豈非已然參透了人生?豈非包含著博大的人生智慧?

梁實秋的文藝觀有兩點:一是反對以功利的眼光看待文學, 二是文學應該表達亙古不變的人性。對于人性的書寫, 是《雅舍小品》中最大的也是最難的文學性的展現。寫匿名信的人——“除了發泄憤怒怨恨之外還表現了人性的另一面——怯懦。”[2] (P60) ;看熱鬧的人——“他就像是在羅馬劇場里看基督徒被猛獸撲食似的作壁上觀。”“別人的狼狽永遠是一件可笑的事, 被狗所困的人是和踏在香蕉皮上面跌交的人同樣的可笑。”[2] (P72) 對于困頓之人, 只要還沒到要命的地步, 總是以看熱鬧、幸災樂禍為先;不懂謙讓之人——“利之所在, 可以使人忘形, 謙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 (P49) 古之不存, 古禮中的謙讓之風如今已經演變成為一種虛偽、客套、違心的交際手段;愛好講價之人——在交易時本能地為自己謀求最大的利益的過程已然喪失了君子之風, 甚而叫車之時為自己得利不惜耍心機, 剝削壓榨迫使別人放棄自己應得的部分利益, 這樣的行為充分表現出人性的殘忍。

二、《雅舍小品》的書寫內容

《雅舍小品》并非是一部完全與抗戰無關的作品。它的巧妙之處在于以另外一種更具智慧的方式從側面體現了戰時人們的生活和思想, 這樣既保持了自身的文學性, 又使讀者讀來妙趣橫生, 從而更容易為讀者所接受并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雅舍小品》中體現的戰時人們的生活和思想主要可分為普通人的生活和思想以及以作者自身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的生活和思想。

(一) 普通人的生活和思想。

戰亂年代的國內環境我們可想而知, 這從《詩人》一文即可見一斑:“這位西班牙的詩人還算是幸運的, 被人當作特務, 在另一個國度里, 這樣一個形跡可疑的詩人可能成為特務的對象。”[2] (P126) “另一個國度”很有可能就是指中國, 戰時的中國人心惶惶, 出現一個行為舉止異于常人的人難免惹人疑心, 說明當時的局勢緊張, 不管是普通人還是知識分子抑或黨派人士都生活在高度緊張的狀態之中。大的局勢如此, 普通人的日子也不會好過。

就拿重慶來說, 梁實秋在《狗》一文中寫道:“雅舍無圍墻, 而盜風熾, 于是添置了一只狗。”[2] (P72) 可見世道不太平, 偷盜之風猖獗, 普通人家里養狗是起著安保的重要作用的。不僅如此, 養狗還有其他更日常化的用處:“主人從來沒有掃過地, 每餐的殘羹剩飯, 骨屑稀粥, 以及小兒便溺, 全都在地上星羅棋布著, 由那只大狗來舔得一干二凈……在這一家里, 狗完全擔負了‘灑掃應對’的責任。”[2] (P72) 重慶很多居民, 尤其是在農村, 可能都是這樣, 慣于在家中養狗, 日常生活為圖便利, 狗完全充當了清潔工的角色, 但這畢竟不大衛生, 然而由于無力真地去請一個清潔工或保姆在家里常駐, 也就只有這樣將就著, 索性大多人家都是如此, 也就習以為常了。

如若我們放眼全國, 就會發現, 全國人民在那時幾乎都處在一種貧窮的狀態之中:“人都窮了, 心都硬了, 耳都聾了。”[2] (P160) 連乞丐都越來越討不著東西了, 大家都窮, 也就少有富余的物資來接濟他們了。這足以說明當時的社會生活條件確實是每況愈下。當然, 也不乏某些地區由于多元化的因素在戰亂之時涌入, 從而產生了貌似向好的形勢。例如《衣裳》中寫道衣飾在人們眼中的地位逐漸升高, 舊的服飾慢慢在融入世界的多元化因素之中從而進行著不斷的翻新, 人們的穿衣習慣也在不停改變, 男士的西服, 女士的旗袍, 都在這股潮流之中。而這種物質生活的改變, 除了體現出外國物什對本國的影響以外, 也體現了這些地區這些人生活水平的提高, 畢竟解決了溫飽, 才能有余力追逐潮流。但是總的來說, 全國人民的生活狀況不容樂觀, 不管是出于戰火的影響, 還是外國的侵襲, 抑或傳統舊物的殘留, 仍然有一些陋習根深蒂固地寄生在當時的人們身上。

當時的人們實際上還是受著兩重禁錮, 一重來自于本國“頑固的禮教”、“愚昧陋俗”和“野蠻的禁忌”, 另一重則來自于為了追趕潮流而故意遵從國外流傳進來的風俗習慣, 例如數字的禁忌, 喝酒碰杯, 過愚人節等。其實本國的風氣已然很不好來, 如欺騙之風盛行, 但是國人卻對此視而不見, 也不思改變, 只一味崇洋媚外, 肆無忌憚地傷害本國人, 阿諛奉承地討好外邦人, 其實這是一種自降身份的表現, 而這種行為在當時竟蔚然成風。

在思想上, 很多人也略顯陳腐。梁實秋說:“我們中國人是最怕旅行的一個民族。”[2] (P114) 中國人怕旅行, 可能出于安土重遷的思想, 可能因為犯懶, 也可能因為經濟條件不允許。這就是普通中國民眾的生活, 出門游玩, 似乎就是有錢有權的大人物和閑云野鶴的詩人的專利。這種對中國人生活習慣的洞察力是跨越時代的, 直到如今, 旅游變得早已不再那么困難, 但出國也還是少部分人才會做出的選擇。不得不說, 這是一種“遺傳”的觀念和限制。所以, 對于那些安于自身生活環境的人來說, 在戰爭年代被迫不停逃轉, 這就是一個極大的痛苦過程了。

(二) 知識分子的生活和思想。

如果說抗戰時期普通民眾的生活景況不佳, 那么以梁實秋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的生活也并不會比其他人好上一分。且看梁實秋在重慶的居住環境:“到四川來, 覺得此地人建造房屋最是經濟。火燒過到磚, 常常用來做柱子, 孤另另的砌起四根磚柱, 上面蓋上一個木頭架子, 看上去瘦骨嶙嶙, 單薄得可憐;但是頂上鋪了瓦, 四面編了竹蓖墻, 墻上敷了泥灰, 遠遠的看過去, 沒有人能說不像是座房子。我現在住的‘雅舍’正是這樣一座典型的房子。”[2] (P2) 這正是重慶獨特的建筑風格, 也是為當時戰亂年代的形式所逼。戰時物資緊缺, 所以房屋只能用簡單易得的材料。可見知識分子住處與普通民眾一般無二, 而且知識分子在那個年代和環境下更像是一群流浪者。若非要究其不同的話, 只能說他們對待生活的態度上有所差異。

“這‘雅舍’, 我初來時僅求其能避風雨, 并不敢存奢望, 現在住了兩個多月, 我的好感油然而生。雖然我已漸漸感覺它并不能避風雨, 因為有窗而無玻璃, 風來則洞若涼亭, 有瓦而空隙不少, 雨來則滲如滴漏。”[2] (P2) 作者對陋室依然有著依戀之情, 足見其樂觀豁達, 善于在惡劣的環境中發現美好的東西。“我初到重慶, 住在一間湫溢的小室里, 窗外還有三兩窠肥碩的芭蕉, 屋里益發顯得陰森森的, 每逢夜雨, 凄慘欲絕。但凄涼中畢竟有些詩意, 旅中得此, 尚復何求?”[2] (P156) “我開始欣賞鳥, 是在四川。黎明時, 窗外是一片鳥囀……簡直是一派和諧的交響樂, 不知有多少個春天的早晨, 這樣的鳥聲把我從夢境喚起。”[2] (P156) 重慶氣候潮濕, 居住環境不佳。但好在作者自己比較樂觀, 能于困頓之中自行尋覓出詩意來聊以自慰, 而且他在重慶時, 依然保持著敏感的天性, 對周圍事物的感知能力依然不減, 每日清晨清新悅耳的鳥鳴, 都為作者的生活增添了一點詩意。

知識分子的生活當然會有異于常人之處, 因為往往文學創作的靈感就來自于某些特立獨行的生活體驗。例如詩人, “詩人沒有常光顧理發店的, 他的頭發作飛蓬狀, 作獅子狗狀, 作藝術家狀。他如果是穿中裝的, 一定像是算命瞎子, 兩腳泥;他如果是穿西裝的, 一定是像買毛毯子的白俄, 一身灰。他游手好閑, 他白晝做夢, 他無病呻吟, 他有時深居簡出, 閉門謝客, 他有時終年流浪, 到處為家, 他哭笑無常, 他飲食無度, 他有時貧無立錐, 他有時揮金似土。如果是個女詩人, 她口里可以銜支大雪茄;如果是男的, 他向各形各色的女人去膜拜。他喜歡煙、酒、小孩、花草、小動物——他看見一只老鼠可以作一首詩, 他在胸口上摸出一只虱子也會作成一首詩。他的生活習慣有許多與人不同的地方。”[2] (P126) 其實作家某種程度上也類似于詩人。所以作者這一段直觀的描寫直接告知了大眾至少某一部分知識分子的生活狀態, 無論是外表, 還是行為舉止, 還是愛好, 抑或是對生活的敏感程度, 都與普通人有一定的差異。雖然異于常人, 但文人與文人之間總是惺惺相惜的, “月明之夕, 或風雨之日, 亦常有客到。”[2] (P2) 知識分子之間, 閑暇時還是時常走動的, 這種走動可能類似于平常老百姓之間家長里短的互動, 只不過更體現為一種精神和知識上的交流, 而這種交流是不可或缺的, 當然其中還有私交的情誼在, 而這種情誼是風雨無阻的。

三、《雅舍小品》因何而生?

前文提到, 梁實秋的文藝觀中有一點是反對以功利的眼光看待文學, 這一點從其所謂的“與抗戰無關論”的觀念不謀而合。梁實秋雖未全然否定抗戰文學的主流, 但確實提倡以其他更具文學性的書寫方式創作文學作品, 并最終以實際行動交出《雅舍小品》這樣的答卷, 毫無疑問, 這是其對自身文藝觀念的堅守。那么, 《雅舍小品》因何而生?這大致體現了其作為一名知識分子在三個方面的思想選擇。

(一) 關于戰爭的思想選擇。

但凡有愛國之心、悲天憫人之情的文人都不會喜歡戰爭, 梁實秋也同樣如此, 他以下棋為例表達了自己的這一觀點:“下棋只是為了消遣, 其所以能使這樣多人嗜此不疲者, 是因為它頗合于人類好斗的本能, 這是一種‘斗智不斗力’的游戲……人總是要斗的, 總是要勾心斗角的和人爭逐的。與其和人爭權奪利, 還不如在棋盤上多占幾個官, 與其招搖撞騙, 還不如在棋盤上抽上一車。”[2] (P84) 看似對日常生活中的活動聊發感悟, 實際上能體現出作者對戰爭的態度。戰爭的爆發總的來說也是出自人類好斗的本能, 外邦人與我爭搶地盤, 本民族之間的人互相爭搶權力。可是來自作者的建議是, 把多余的精力發泄在不造成實際傷害的事情上去, 或許可以轉移一部分好斗的、野蠻的天性。總的來說, 作者身為當時戰亂之中的一員, 當然是渴望和平的, 而《雅舍小品》可以使作者選擇以這樣藝術的、類比的方式將自身的觀念表達出來, 不可謂不睿智。

(二) 關于文學的思想選擇。

梁實秋的文藝觀念在當時可謂“標新立異”, 這使他成為一個“特別”的人, 而他自身并不因為這種“特別”感到惶恐, 相反, 他一直標榜“個性”, 無論是個人的個性還是生活的個性或是文學的個性, 總之在他看來, 有個性的就是有價值的。例如他的“雅舍”——“‘雅舍’所有, 毫無新奇, 但一物一事之安排布置具不從俗。人入我室, 即知此是我室。”[2] (P2) 從對暫居的“陋室”的布置可以看出作者是一個無論在何地, 是何處境, 都對生活有一定要求的人, 并且從思想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要求個性, 要與眾不同, 有自己獨特的辨識度。“縱然不能避風雨, ‘雅舍’還是自有它的個性。有個性就可愛。”[2] (P2) 讓作者對這“陋室”萌發感情的正是它的個性, 作者認為“有個性就可愛”, 就是在強調個性的重要性。而作者自身就是一個極具個性的人, 在“抗戰八股”橫行的時期, 他如一股清流, 堅持著自己的個性。再如他對旅行的剖析:“旅行是一種逃避, ——逃避人間的丑惡。”[2] (P114) “在旅行中, 少不了風吹雨打, 然后倦飛知還, 覺得‘在家千日好, 出門一時難’, 這樣便可以把那不可容忍的家變成為暫時可以容忍的了。下次忍耐不住的時候, 再出去旅行一次。如此的折騰幾回, 這一生也就差不多了。”[2] (P114) 作者認為人間是充滿丑惡的, 甚至可以說, 身邊的習慣了的生活環境是充滿丑惡的, 所以需要旅行, 需要短暫的逃離。可能對于作者來說, 當時的文壇氛圍也是令其不悅的, 所以他選擇跳出那個圈子, 另辟蹊徑, 追求自我的藝術。梁實秋在《詩人》一文中表達了他對文學、對生活、對自己的美好愿望:“一個人如果達到相當年齡, 還不失赤子之心, 經風吹雨打, 方寸間還能詩意盎然, 他是得天獨厚, 他是詩人。”[2] (P126) 研究并創作文學的人, 無論經歷怎樣的殘酷的環境的磨難, 無論經過多少歲月的洗禮, 都應該保持對文學的“赤子之心”, 堅持文學作品的文學性, 這才是文學正統。

(三) 特立獨行的思想選擇。

在歷史的任何年代, 一旦遇到涉及國家的大事, 比如戰爭, 文人們總是自覺地就劃分了派別, 做出了自己的選擇。中國抗戰時期的知識分子也是如此。比如胡適, 他的抗戰觀念經歷了從低調到抗戰的轉變, 不管其思想的掙扎過程如何, 他終是不愿意成為“亡國文人”, 所以他最終成為了一名為救國奔走呼號的“愛國文人”, 以實際的投身抗戰活動的行為踐行自己的抗戰觀念, 將自己的選擇進行到底;老舍, 作為“文協”主任, 旗幟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抗戰觀念, 即對內保守, 對外暴力, 以文學和教育啟蒙人民。這樣的觀念幾乎代表了當時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選擇。并且, 老舍在此期間的文學創作也經歷了巨大的轉軌, 將重心轉移到對“抗戰文藝”的創作上來, 并且號召其他知識分子都以筆為槍, 并對未響應號召的知識分子進行無情的批判。他說:“今天的一個藝術家必須以他的國民的資格去效勞于國家, 否則他既已不算是個國民, 還說什么藝術不藝術呢?最高偉的藝術家也往往是英雄, 翻開歷史, 便能看到。藝術家的心是時代的心, 把時代忘了的, 那心便是一塊頑石。”[3] (P244) “在抗戰期間已無個人可言, 個人寫作的榮譽應當改作服從——服從時代與社會的緊急命令——與服務——供給目前所需——的榮譽, 證明我們是千萬戰士中的一員, 而不是單單給自己找什么利益。”[4] (P102) 可見其要將文藝服務于國難的決心。還有一種選擇來自于戰國策派, 他們所提倡的民族意識和文學上的“悲劇精神”也是對戰時人心的極大鼓舞, 類似于老舍號召文人或者說號召全民奮起, 但不同的是他們所用的力度更大, 以至到后來林同濟、陳銓的思想有些極端化發展, 逐漸走向了新權威主義。梁實秋是不同于他們所有人的, 他沒有能成為人們交口稱贊的“愛國文人”, 甚至得不到大多數人的理解和支持, 他不曾作為“抗戰文藝”的中流砥柱, 但是他其實沒有脫離抗戰主流, 只是在文學形式上更愿意堅守自己內心審美的一方凈土, 以更純文學的方式描寫生活, 表述思想, 這便是《雅舍小品》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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